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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花清瘟有三种剂型 该如何选择？******

　　连花清瘟自2005年获批上市以来，由于其广谱抗病毒、抑菌抗炎、退热止咳化痰以及调节免疫、提高抗病康复力的特点，一直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感冒、流感等病毒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基于连花清瘟的确切疗效，2020年4月连花清瘟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治疗。

　　如今“连花清瘟”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当消费者去药店购买连花清瘟时，很多人却常常被一个问题问住——要什么剂型的？

　　很多人知道连花清瘟，也有不少人家中常备连花清瘟，但知道连花清瘟有三种剂型的人似乎不多。2020版《中国药典》收录了连花清瘟胶囊、连花清瘟颗粒和连花清瘟片，这也正是市面上在售的连花清瘟的三种剂型。这三种剂型有何差别？需要之际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或家人的剂型？

　　组方功效相同，剂型各有优势

　　实际上，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剂、片剂都是常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病的中成药，三种剂型组方、功效及主治都一样，且三者均为口服用药，即全部为经胃肠道给药剂型。

　　连花清瘟的主要成分是金银花、连翘、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的作用，适用于感冒、流感症见发热或高热、恶寒、肌肉酸痛、咽干咽痛、身体乏力、舌红苔黄或黄腻等症状者。

　　那么，目前市面在售的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剂、片剂，三者在制作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胶囊剂是将药物有效成分填装在空心硬质胶囊中或密封于弹性软质胶囊中而制成的固体制剂。胶囊剂型不仅可以掩盖药物不良气味，更是隔绝了药物与外界水分、空气、光线的接触，从而提高了药物稳定性。因有了胶囊来隔绝外界，可更方便地控制胶囊在胃肠道中分散、分解、溶出和吸收起效的时间，使药物剂型做到了延缓释放和定位释放的目的。

　　颗粒剂作为一种常用中药口服固体剂型，是指使用原料药和适宜的辅料混合制成的呈现为干燥颗粒状的制剂，在使用时加温开水溶解，搅拌均匀后温度适宜即可口服。颗粒剂的工艺延续了传统中药汤剂的特点，所谓“汤者，荡也”，对病邪有扫荡之势，可知其来势勇猛、见效快捷。中药颗粒剂在保持了汤剂吸收快、显效迅速等优点的同时，又克服了汤药服前需临时煎煮、耗时费力、久存易变质等不足。

　　片剂是将药物原料与辅料等进行粉碎，造粒，干燥，再用压片机制成片状，最后在外层形成一层膜衣；也有不需要造粒和干燥，直接压成片剂者。连花清瘟片剂属于薄膜衣片类，使用了一种高分子物料作为片剂的衣膜，该方法应用广泛。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使药物理化性质更加稳定，在遇到空气、光线和水分时不易分解、变质，以此来保证药物质量与药效；二是可以掩盖部分中药的苦味或刺激性气味；三是有些药物遇胃酸易被破坏，需包肠溶衣。片剂覆盖一层膜之后，加入固定的食用色素包上颜色衣，则便于识别，可以防止误服。

　　如何选择连花清瘟剂型

　　如果单纯以起效速度而言，颗粒剂具有吸收快、显效迅速的特点。此外，一些吞咽功能不好或服药依从性差的人群，如儿童、老年人以及有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等，出于服药时的安全性考虑，建议选用颗粒剂。但是颗粒剂在使用前需要用温开水调匀冲服，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只能选择其他剂型。另外颗粒剂在保存上不如胶囊和片剂方便，当有出差或旅游出行需求时，建议选择胶囊剂或片剂，使用时更为方便。

　　在知悉上述剂型各自优势以及患者自身状况的情况下，连花清瘟三种剂型的选择也应结合患者的用药顺应性而定，“怎么舒服怎么来”，以用药后症状得以缓解且没有其余不适为度，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必拘泥。

　　在服用连花清瘟期间，应忌吸烟、饮酒，避免进食烧烤、火锅、麻辣烫、巧克力等辛辣、滋腻的食物，也不要贪凉饮冷，以免损伤中焦脾胃之阳气。为避免邪气留于体内，不宜在服用连花清瘟的同时，再服用人参、鹿茸、枸杞等滋补类中药或中成药。

　　连花清瘟虽是家中常备治疗感冒、流感的成药，但有严重的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或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前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避免药物联用出现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当出现发热等不适时，应及时去医院就诊或上报社区，在医师指导下对症用药。（李妍）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